“认知模式”一般指个体或群体掌握知识和想法形成的模式，认知模式和认知过程是人们行为产生的基础。因此，不同的认知模式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关于民主建设的规划和方略。新时期，发展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点，而认知模式的探究对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进一步拓展、深化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综观关于中国协商民主的讨论，主要存在建构论、演进论及新近发展的嵌入论三种认知模式。

建构论认知模式

建构论认知模式源于唯理主义传统，主要基础是“建构理性主义”，其根本特征乃是相信人类理性的至上性以及社会建构的规划性。“建构论”者一般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包括民主制度，都是人类运用理性所创立的结果，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须建基于整全周到的设计和规划。应用于中国协商民主建设的探究，有许多成果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建构论角度予以分析，如有论者指出，“为了消解由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对协商民主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从‘控制’和‘设计’两个维度进行实践展开”，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应当遵循五项基本原则，有学者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共识性基础”，有学者主张“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等等。

协商民主发展的建构论认知模式注重协商民主发展的主体自觉性，强调政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作用，对于推动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建构论认知可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可能导致协商民主建设的功利性，容易将协商民主建设工具化，忽视协商民主的目的性价值；其次，可能导致协商民主建设的符号化，对于实践过程中的方案调整和修正重视不够；再次，可能导致协商民主建设的伦理原则性或普遍主义，以一元化的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评价甚至否定民主的多样性。

演进论认知模式

演进论认知模式根源于哲学认识论中的理性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人性本身是有缺陷的，人类制度是自然“进化”的，人为的制度控制和指导诉求，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和文明的毁坏。应用到协商民主发展的路径分析，演进论认知模式往往对传统充满温情和敬意，如有学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宝贵的民主基因，强调当代中国协商民主的历史底蕴；有学者强调中国协商民主的“成长性”，“协商民主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民主形式，决不是舶来品”。总之，“演进论”大多强调中国协商民主具有自发生长的历史和环境特征，主张在妥协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规则机制，而不是通过推倒、抛弃一切“旧传统”，“建构”一套所谓全新的制度。

“演进论”认知模式强调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注重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这些认识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尤其是克服中国民主建设的焦虑情绪，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演进论的不足在于：首先，容易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协商民主制度设计中的作用；其次，容易忽视协商民主运转过程中人们行动和参与的作用。协商民主制度不但产生之初受人的意志影响，其运转好坏同样离不开人的积极行动和参与，并不完全是一种自生秩序的自然之物。因此，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必须重视培育公民协商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味强调自生自发的民主建设，可能导致社会民主治理的消极态度，忽视政党、政府、社会组织等政治主体推动民主发展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嵌入论认知模式

“嵌入”（embed）是指一事物内生于或根植于他事物的现象，是一事物与他事物的联系及联系的程度。“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近年来慢慢被用于政治学领域，显示其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解释力。嵌入论认知模式突出民主建设的主体间性，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重视社会关系网络，重视社会关系互动对于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影响。嵌入论更为全面地强调：不论民主制度是建构还是进化的，这种建构或进化也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的。因而从本质上说，嵌入论提出的是一种“制度的社会构建”命题。

嵌入论认知模式将“社会情境”这一分析单元引入民主建设分析中：一方面，突出强调社会关系对民主建设的影响，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和政府体制，是需要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脱离社会关系而运行的民主制度及其发展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并不否定国家的自主性和历史社会发展本身的客观性，而是将国家自主性对民主制度发展的影响，放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来进行考察，具体分析民主发展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由“嵌入论”认知模式观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协商民主的理念共识和制度建设如何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路径中得以实现，即协商如何嵌入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协商民主“嵌入性”发展的基本内涵是：协商民主发展是政治主体主观能动性和政治社会的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中国的客观现实视为协商民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并不忽视政治主体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作用，并不忽视对人类社会以及西方先进民主思想和理念的吸收和借鉴。嵌入论认知模式的关键还在于侧重从协商民主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出发，从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视角分析政治主体在社会网络中如何运用协商民主的机制以及取得的具体成效。

应用嵌入论框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协商民主原则、行为和机制是作为嵌入性的内容存在，“协商”的原则和机制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结合中国自身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实践，不断嵌入多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去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协商民主应用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诸多方面。中国协商民主是通过嵌入国家建设和社会结构之中，以一种“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路径，来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内生性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嵌入性”路径将在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得以延续。作为一种主体间的交往结构，协商本质上是一种嵌入性的治理资源。未来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重点仍然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引导，鼓励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的自主创新，重视中国的国民性及其相互间作用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问题，突显微观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突出社会阶层整合的协商嵌入，强化社会基层治理的协商嵌入，提升协商民主的制度创新和制度绩效，使协商原则和机制更好地嵌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去，努力使协商成为国家治理和公民参与的一种结构和习惯。

总而言之，协商民主建设的建构论认知模式强调民主建设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但其“完美化”色彩和“工程技术”倾向不可忽略；演进论认知模式强调民主建设中的客观性、自发性、持续性，但其“宿命论”色彩和“机械唯物主义”倾向不可忽视；嵌入论认知模式将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情境变量引入协商民主建设分析中，突显协商民主建设的主体间性和关系互动性，对于协商民主建设的认知具有一定的范式转变意义。当然，嵌入论认知模式不是完全地否定建构论和进化论，而是基于民主建设的社会网络分析，对二者的超越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