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上午9时20分,轻车简从的王选走进了方正大厦4层的办公室,这比和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
王选微笑着把名片递给我们,上面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王选 教授”。我们的话题是围绕“748”工程展开的。这项我国自有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研发刚刚走过30年的历程,以王选为代表的研发群体,用自己对技术创新的孜孜追求,将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不断地推向顶峰。谈起“748”,王选抚今追昔,如数家珍,向我们娓娓道来……
1974.8
原国家计委批准“748” 工程立项,启动精密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汉字情报检索系统、和汉字通信系统三个子项目的研制工作。
1976.8
北京大学王选教授做出越过当时国际流行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上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的决策。
1980.7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第一本汉字图书的样书——《伍豪之剑》,方毅副总理欣然题词:“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了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
1985.5
华光Ⅱ型系统通过国家鉴定,在新华社投入运行,每日排印《新华社新闻稿》,后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1988
华光IV型投入批量生产,由于采用了两块专用的超大规模集成芯片,性能比华光III型优越得多。
1992.1
《澳门日报》采用彩色出版系统,成为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彩色图片与中文合一处理和输出的中文彩色报纸。
1994
《深圳晚报》首家采用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引发了国内报业“告别纸和笔”的技术革新。
1997
我国研制的日文出版系统出口日本,“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产品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
1976~1979
王选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信息压缩、高速还原和输出方法等世界领先技术,成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核心,分别获得1项欧洲专利和8项中国专利。
1981.7
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即华光I型机)通过国家鉴定。
1987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经济日报》印刷厂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采用计算机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
1987~1993
国内99%的报社和90%以上的黑白书刊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延续上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
1993
北京大学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PostScript Level 2的中文页面解释器。国产电子出版系统迅速进入海外华人报业市场。
1995
中文电子出版系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并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0
推出基于Internet的全数字化报业生产流程管理系统及电子图书出版系统(e-Book)、印前领域全数字化工作流程系统等基于互联网的新技术、新产品。
一项成功的科研工程
科研成果的成功,技术带头人的洞察力和远见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成功看似偶然,其实背后的艰辛支撑起来的是必然。
穿越时空隧道,思绪飘回到1975年的春天。
在北京和平西街通往和平街的便道上,像往常一样,王选正匆匆地赶往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从着手汉字精密激光照排系统的研究开始,每周他都要挤公交车往那里跑三四次,一待就是半天。
从北大到情报所的车费是两角五分,不过少坐一站就可以省下五分钱,王选就尽量节约,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前往情报所。当时的王选可能未曾料到,他进行的这项研究将会让整个中国的报业、出版印刷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印刷业当时的现状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946年,西方发明了第一代照排机,到1975年已经过去了30年。汉字照排系统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使得我们的印刷行业还处在沿用了近百年的铅字印刷阶段。铸字耗用的铅合金达20万吨,铜模200万副,当时价值人民币60亿元,能耗大,效率低,环境污染大。而当时,中国最多的厂,恐怕就是印刷厂了。
最前沿的需求刺激是创新的源泉。这是王选后来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
在国产计算机条件简陋的情况下,走常规的科研道路显然是不行的。日本流行的是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是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在实现汉字照排自动化方面,日本在美国、原西德的帮助下,已经研制出一些设备。时不我待,深思熟虑之后,一个最大胆、最前瞻的设想在王选的脑海里初具雏形: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这一想法,当时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要知道,世界上第一台激光照排机还在研制当中,就凭王选一个“小助教”,能行吗?
1976年12月,王选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此后他设计的激光照排控制器(后来被称为栅格图像处理器,英文简称RIP),成为了汉字激光照排的核心。
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让王选感到苦涩的是,研究成果得到政府和学校的承认,却不被用户采纳。1985年7月的访美之行,给了他很大的刺激。
“在纽约HTS总部,他们的总裁春风得意地接待了我,原来他刚从北京回来,和我们的一家大报社签订了430万美元的照排设备合同。我当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因为就在同年5月,我们六家单位通力协作,前后历时五年研制而成的华光II型系统就已经通过了国家级鉴定。”追忆往事,王选依然历历在目。
系统有问题,解决;用户有需求,服务。耐心和恒心感动了用户,《经济日报》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报社用户,当他们的印刷厂承印的所有报纸和书刊全部用上激光照排,最终卖掉铅字、字模等一切铅作业设备的时候,“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真正变为现实。
一个方兴未艾的好产品
再好的技术,如果不转化为产品,对社会、对企业就不会产生任何效益。科研项目工程化之后,下一步就是必须实现产品化。
一个好的产品,往往能成就一个公司的辉煌。
我们见惯了太多的科研项目,经过立项和研究之后,最后开一个技术鉴定会,从此就束之高阁了。真正实现产品化,并通过市场运作成功的,可以说为数有限。像“748”工程这样的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宽、规模大,可以说是很好的科技成果产品化的典型代表。
北大方正靠激光照排这样一项创新的技术起家,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创业过程。1996年,方正集团收入增长到40亿元。发展势头极猛的时候,王选居安思危,提出“成功是失败之母”。掌握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无疑在市场中可以轻易地处于垄断地位。但任何产品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持续创新研究下一代核心技术显得非常重要。
“技术人员不能赶时髦,街上流行红裙子了你就别再琢磨红裙子了,等你推出红裙子的时候,没准街上就流行绿裤子了,就是老赶不上趟。企业要把能干什么与该干什么结合起来,不要受太多的外界的干扰。”方正集团CTO(首席技术官)肖建国的一段话,体现了技术研发的前瞻眼光。
经过近两年的技术沉淀,2001年方正推出了由汤帜领衔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代核心技术——阿帕比数字版权保护系统(Apabi DRM),这时正值互联网企业处于惨淡经营的时期。连很多记者都很奇怪,“怎么这会儿了,你们还干这个啊?”但用肖建国的话说:“我们确实看准了时机。”2003年底,方正阿帕比获得了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eBook业务也已经开始赢利。
开展新的业务,需要新的思维,用新的人员、新的体制。现在人们谈业务、谈创新往往都谈新技术、新产品,其实还要琢磨创造一个新技术、新产品成长的环境,这是很少有人思考的。
主管方正电子网络传播业务的副总裁周劲刚开始做eBook的时候,可以说举步维艰。公司原来有个做出版社管理系统的团队,由于业务的原因,面临着转岗或者下岗,周劲去找肖建国要人,谁知道一个也没要来。
“出版社的管理系统我们做得不成功,如果我把这些人给他,虽然他们熟悉出版社的业务,但负面效应更多,用户会连带怀疑新产品的可靠性。”肖建国向记者道出了当时的一番苦心。
大树底下不长草。在大公司里面,新业务成长其实并不容易。可能本来有很好的创意,很好的技术,如果没有合适的创新环境,往往过了三五年时间就停产了。肖建国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
方正的eBook业务之所以能够发展迅猛,是因为又一次掌握了核心技术,实现了产品化,并把应用迅速推广到了文档保护等相关领域,真正实现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一批甘于奉献的科技精英
杰出的科技人才难求。当科技人才出现在面前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埋头科研搞发明的时候,如何用完善的机制留住人才,是技术型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我们独家采访王选老师的时候,有两个名字被他多次提及,那就是肖建国和汤帜。
这两个人都是王选老师的学生,肖建国现在担任方正集团首席技术官,汤帜则是方正电子网络传播事业部的技术总监。一个曾为研发激光照排系统立下汗马功劳,一个则是方正二代核心技术的领军人物。
肖建国和汤帜投到王选老师门下,多少都有些戏剧色彩。
肖建国当年在北大上计算机系研究生班,最后半年要参加毕业实习。“在选择指导老师的时候,北大老师的名字和研究方向写了满满一黑板,让我们自己选。我不太希望搞理论研究,希望做具体的事情,就到了王选老师那里。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写软件程序,临近毕业的时候,大部分的技术我都掌握了。”肖建国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
肖建国后来选择了留校,当然这也是王选老师的意思。他把实习时候的技术积累做成了大屏幕组版软件,后来被全国很多报社应用。
汤帜入门的故事更是耳熟能详。他考研的政治成绩很糟糕,但数学和计算机的成绩很优秀,在一次陪同学去老师家的时候,却被那位慧眼识才的老师看中,收入门下,这个老师就是王选。汤帜后来主持研发了方正飞腾排版系统和方正Apabi DRM,成为方正电子研发队伍的顶梁柱。
1993年的时候,王选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太理解的决定:退出研发一线,任命时年36岁的肖建国为彩色图像研究室主任、同为28岁的汤帜和阳振坤分别为电子排版研究室主任和RIP输出研究室主任。
这需要何等的胸怀!
在激光照排系统18年的研发时间里,王选老师没有休息过一天,而在56岁的时候却主动让贤,魄力让人钦佩。
技术创新需要以人为载体,只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科研人员一代一代地把“接力棒”传下去,才能实现持续创新。有眼光的大科学家都非常重视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创造机会让年轻人走上前台。王选老师常说的一句话是:“今后衡量自己贡献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发现了多少青年才骏。”
肖建国对留住科技人才,有一番深刻的体会:“一方面就是要有价值的课题,课题要能吸引人,得有前景。第二就是要给科技人才的物质条件不能比同类差。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相关链接
“748”工程的来历
为了改变我国印刷行业的落后面貌,解决汉字的计算机信息处理问题,1974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由四机部(电子工业部)、一机部(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联合发起,国家计委批准设立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该工程有三个子项目,北京大学参加了其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成立了以计算机研究所为首的协作攻关会战组,后来称为“七四八工程会战组”。合作单位有新华社、无锡电子计算机厂、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杭州邮电通信设备厂、四平电子研究所、长春精密机械研究所等。
王选教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研究工作。他本着用世界一流技术改造我国印刷业落后面貌的宗旨,在1979年和1984年两次引进风潮中,坚持致力于将科研成果产品化,先后研制出华光Ⅰ型、Ⅱ型、Ⅲ型、Ⅳ型和方正91、方正93六代激光照排系统,性能不断改进和完善,最终形成成熟商品,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邓小平、江泽民两代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当时的国家经委、计委、电子部、科委、教委的支持下,从1987年开始,国产激光照排系统走向市场并得以迅速推广应用,在中国掀起了“淘汰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印刷技术革命。
记者手记
期待下一个30年
当记者采访完王选老师,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收到了王选秘书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这样写道:“王老师特意打电话过来,叮嘱转告中计报记者,刚才我讲的企业家必备的素质只讲了4个,还少了一个,‘要懂财务’。”王选老师的严谨作风不由得我们心存感动。
“748”工程已到而立之年,成功还需从头说起。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748”不可避免地打上计划经济体制的烙印。项目任务是分配的,研发资金是调拨的,连用户购买照排系统的款项,也是上级批准下发的。不可否认的是,集中力量确实办大事,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多家单位一同会战科研课题的景象。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新鲜事物都去尝试,科学家也是如此。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抓大放小。要区分清楚,什么是个人的大事,什么是企业的大事,什么是国家的大事。很显然,王选把参加“748”工程当成了自己的大事,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为国家、社会、企业都创造了极大的效益,党和人民也给了他极高的荣誉。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攻关过程中,还必须具备耐心、决心和信心。科研条件艰苦,要能克服,要忍得住。当别人对自己的科研方向和未来的成果质疑的时候,需要科研人员不单要对自己有信心,还要有决心坚持到底。
黎明前的黑暗也许是最难熬的,但曙光也许就在前头。当年人们对国产激光照排系统质疑最多的时候,王选泰然处之,因为他坚信自己研究方向的正确和先进性,坚信自己的产品一定会比国外产品强。此后不久的事实印证了王选观点的正确。
咬定青山不放松。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科研人员付出艰辛的努力。到达顶峰的路径也许多种多样。有的需要一步一个台阶,从外围突破;有的可能就要单刀直入,抓住要害。王选跨越二代、三代机,直接进行四代机的研发,走的就是一条跨越式的技术路线,从核心技术突破核心,最终的结果就是捷足先登。
“748”工程只是我国千千万万科技攻关项目中的杰出代表,它创造的辉煌值得我们欢呼,它留下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走科教兴国之路,还有更多的科研高峰等着我们去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