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铭：“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高增安，男、汉族、四川天全人，第十四届成都市政协委员，民盟成都市委委员、常委、副主委，民盟西南交通大学委员会主委。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导、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处长、分析测试中心主任、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兼）,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亚太区10名国际反洗钱师持证培训师之一。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其著作《论学者的使命》中写道，“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成都市政协里学者型委员为数不少，他们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委员的职责，有大爱情怀，也不乏或深刻或细腻的思考，良好的专业背景为他们参政议政提供了质量保障，许多有前瞻性的提案得到政府决策层的重视并采纳。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高增安正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是履职的积极分子，每一份提案都立足自己深耕的领域，每处细节都显露着一位学者的严谨与认真，“将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政协工作融合在一起，委员的职责不局限于提交提案，而是通过扎实的调研，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通过民主监督的方式督促相关部门落到实处。”

政协委员的专业精神

学者和政协委员的身份之间如何平衡，高增安有自己的思索。他眼中的政协委员合格履职，是要加强学习、提升素质，深入调研、传递真实的界别民意，以及树立大局意识，开展民主监督。虽然提案数量尚且不多，但他已有清晰的提案思维，“政协委员也要讲专业精神，要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发言，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寻找、挖掘提案线索。”这既是对知识与专业发自内心的尊重，也可避免调研不够透彻，强行发言时说空话、套话，那样“非常肤浅、不深刻，也没啥作用”。

高增安坚持认为，在职人员尤其是高校教授，参政议政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当前的大形势结合起来，“把作为委员的参政议政、关注民生、履职尽责和自己的科研兴趣、科研成果有机结合起来”，如此工作量不会太大，效率提高了，深入程度也有了保障。而反之，如果抛开工作去谈其他，则非但没有搞清楚问题所在，时间与精力方面也做了不必要的投入。“政协委员不能无病呻吟，更不能人云亦云。要提出、做出的东西能反映自己的水平。加强走访调研，深入思考，理解政府工作进展情况非常重要。最简单的例子，总不能提个建议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事，结果提案办理回答说这个事情两年前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不知情已经不止是一种尴尬了。”

尽管事务繁多，但只要时间调配得过来，高增安总是乐于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视察调研与知情明政，“都是些实在的活动，就是调研时间上有些匆忙了”。他以数据说话，“一般九点出发，一个小时左右到目的地，然后有一到两个小时看一下，这样走访的点就很有限了，一个上午最多走两三个点。午餐后开会，大家发言总结。安排确实稳妥，但多少有些不够深入。”解决方法则以内部挖潜为主，“延长调研时间不现实，委员们多数还是首先忙于本职工作，耽误个两三天也不合适。最好的方法是大家辛苦一点，早上改为八点就出发，既不堵车，也能保证交流时间更长一些，把工作了解得更全面一些。”

谈及知情明政会的状况，有些较真儿的高增安认为事情本身很好，但配合上出现状况的话就未免有了瑕疵。“每个部门通报情况本身是很好的方式，可以帮助政协委员更好地了解当前的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但若出现与会者准备不足的情况，左一个数据不掌握，右一个情况不了解，书面材料也没有，坐下就说，说到哪算哪，这就明显有些敷衍了。”类似的情况虽然少见，但高增安认为这实在无益于工作的推进，“统计数据理应是最新的，职责范围内该掌握的情况也不应有疏漏，表达的观点也应该是权威的、有公信力的，这才是有效通报情况的基础，否则，如何配得上‘分管部门’或‘职能部门’的称谓呢？”

因为种种客观原因，高增安提案反映的问题有些未能解决，他惯于在补充完善后继续提出来，并非执拗，而是理性地切实分析问题所在。“有些问题不是完全不能解决，而是职能部门在解决时有些滞后，或者怕麻烦。这时我们就应该再努努力，辛苦一点，补充完善一下情况，继续追踪、推进。有些工作本身就是属于基础性的、长期性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恒去做，强硬地设定一个解决时间点就有些武断了。”

高增安曾在上海工作过，对上海的行政服务、公共服务印象深刻，“当地政府部门为企业为民众服务的意识非常强，能力水平高，服务规范化、标准化。相形之下，成都也算做得很好的，但我们依然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来不断改进，更人性化一些，这其中也确实存在可以提升的空间。”

由工作领域探寻开来

国内的学者大多低调，在自己的领域默默耕耘。旁人知晓高增安，有不少是来自反洗钱的新闻报道。这个看似惊悚的话题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尤其是在互联网支付日渐风靡的当下。高增安的比喻很是贴切，“生活当中花钱的方法有多少，洗钱的方法就有多少，如果你要做生意赚钱的话，赚钱的方法有多少，洗钱的方法就有多少。”

目前国内反洗钱领域的研究者不多，持续关注者更少，而高增安则是持之以恒地做着这个事情。2015年他即有一个关于新兴互联网支付洗钱与反洗钱对策的社情民意通过民盟成都市委报给民盟中央并被采用，“在互联网交易当中，传统上针对面对面交易的很多反洗钱规章制度都不管用了，因为不具备这样一些制度生效发生作用的环境条件，就需要重新思考对策。这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我做的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成果。”

对于中小微企业受困融资渠道不足，融资门槛较高，高增安的看法是，“政府在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平台，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实施分类管理。对小贷公司，要通过发起和成立登记或审批、业务范围限制、利率上限设定、日常运行监管等组合拳，引导其合法健康成长，作为官方银行系统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以满足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此同时，高增安还在进行中国自贸区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的研究。他认为，“洗钱和恐怖融资是典型的国家安全新威胁，自贸区疏于监管必然沦为洗钱和恐怖融资的温床。‘监管’表面看来与‘开放’相对，但没有监管的开放无异于放任自流，只有监管下的开放才是深化改革的体现。‘开放中监管’与‘监管中开放’的对立统一，是自贸区可持续发展的应然与必然选择。监管是为了让开放走得更好走得更稳，监管就是要为开放保驾护航。”

高增安的日常行政工作，包括西南交大全校国有资产宏观统筹管理、实验室管理、实验技术队伍规划建设、实验教学管理、学校分析测试中心建设与运行管理等，面广事多。他发现，很多高校实验室化学危废品处置存在安全隐患。做实验产生的废液往往就用一个桶装着放在角落里，没有进行应有的处置。“没有爆炸没有燃烧，那么放个一年两年都没人觉得有问题，但万一有天真的出状况了呢？”连续两年高增安都针对这个问题写了提案，因为“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只解决了一部分就不算成功。当然，这件事确实复杂，确实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会持续关注，直到问题完全得到解决为止。”高增安并非不清楚危废品处置的市场难题，“高校实验室里的危废品类别多，单类数量不够大，有资质的企业就不是很乐意上门揽收。高校实验室安全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有一定的公益性，因此，高校实验室化学危废品处置问题不能完全推向市场，而应该由政府给予适当的补贴。同时，可以由市质监局、安监局、环保局等组织一些专业培训，还可以对高温高压特种容器、特种设备进行操作培训，持证上岗。”他甚至给相关部门建议，“就建一个工作群，我是四川省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会秘书长，负责把全省各高校实验室管理部门的处长们全部拉到群里，请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把有资质的企业拉入群，搭建一个供需见面的平台，消除信息不对称。一个学校可能危废品不够多，但事先规划线路、定期进行揽收，一次能收取的量就多了，企业的效率也提高了。”

成都工程技术研发实力强劲、装备制造基础深厚，“一校、一总部、两基地”建设使得成都轨道交通全产业链已然形成。高增安曾作为专家或市政协委员参加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会，他与会时共同提到一件事情，把支持西南交通大学建设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明确写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的“十三五”规划当中，以此作为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未来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动力和着力点。他逐一陈述的理由包括，“中铁二局、中铁二院、中铁科学研究院、中铁成都等都在金牛区范围内；中铁眉山、中铁资阳、新津新筑路桥、四川路桥等有影响力的企业与科研院所都不远；创新需要占领制高点，这个国家实验室如果申建成功，将是中国西部12省区里唯一的一个，那时我们就可以更自豪地说，‘世界轨道交通的先进技术，就在中国，在四川，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