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喜庆:红军长征与统一战线

来源:人民政协报      日期:2016-12-08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分析研究这段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辉煌历史时,都会涉及这样几个重大问题:红军为什么被迫进行长征?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胜利?红军长征胜利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要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统一战线。

★红军为什么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分析指出:“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窃取了北伐战争胜利成果,建立了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破裂。

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在初步总结统一战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将工作重心由对国民党工作转到发动工农群众上来。1928年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明确了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由此进一步制定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按照“八七”会议、特别是六大精神,党在统战工作中将巩固工农联盟作为着力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大力发展工农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

但是,“八七”会议和六大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了关门主义政策。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而附和了国民党新军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据此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跑进反革命阵营,而且整个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剩下的革命动力只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我们党完全接受并照搬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错误地将小资产阶级排斥出革命阵营,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对象,甚至作为“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而认为革命动力应该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且强调党员成分的无产阶级化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人化。党的六大本身就体现了这种“两化”的要求,出席会议的84名党代表中工人占41人,选出来的36名中央委员中工人占21人,选出来的5名中央常委中工人占3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了总书记。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将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发展到了极点,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过“左”政策。比如,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规定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中间人和买办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在对待富农问题上,主张坚决打击,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特别是无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提出的抗日民主的要求,仍将他们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决不能与之实行任何的联合。

正是这些“左”倾关门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使党未能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有利形势,及时建立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使自己从孤立的政治环境中走出来。相反,甚至在蒋介石纠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下,党的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仍然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继续执行只搞下层统一战线、加强工农联盟的策略,同时在党内强调纯洁革命队伍,在根据地搞大清洗,这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说,“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的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他还说,“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定,要搬家(即经过长征搬到延安)”。

★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伟大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高度重视做好统战工作。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革命转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的意义体现在统一战线上,就是抛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广泛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等,为夺取长征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首先,重视做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后,国民党内仍然派系林立,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充分利用这些矛盾,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是粉碎敌人追剿、夺取长征胜利的紧要条件。毛泽东早在长征前,就十分强调做好这方面工作。1934年6月,他在同刘晓、何长工谈话时指出,“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利用担任“剿匪”军南路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同陈济棠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协议,从而使红军得以在开始长征后借道陈济棠防区,顺利突破了蒋介石布下的第一道封锁线。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更加充分利用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带领红军先集中实力打击地方军阀王家烈部,再集中实力打击中央军薛岳部,将敌两个师消灭大半,创造了“四渡赤水”的佳话。在整个长征途中,毛泽东还领导党和红军积极开展对云南、四川等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也都取得了明显成效,促使他们消极追堵,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

其次,重视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红军长征经过苗、瑶、壮、布依、彝、藏、羌、回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其中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少数民族地区即达132天。这些民族地区社会形态差别很大,对党和红军了解不够,这决定了做好沿途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对夺取红军长征胜利至关重要。党和红军领导人高度重视、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工作。红军到达四川西昌彝族聚居区后,毛泽东对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他还特别叮嘱,要与彝族果基家族结盟修好。刘伯承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借路北上,经七天七夜安全通过200里彝族地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长征途中不仅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政策主张,还从实际出发,提出不打少数民族土豪等政策,这对于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红军还在贵州、四川等地帮助少数民族建立了一批革命政权。党和红军的这些政策和措施,得到了沿途少数民族的拥护和支持,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不仅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粮食等物资援助,还踊跃参加红军,其中四川羌族土司安登榜,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长征,成为红军中唯一一位土司出身的指挥员。

再次,重视做好宗教界人士工作。红军长征经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许多是全民信教,因而在做好少数民族统战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好宗教界人士统战工作,对夺取长征胜利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尊重信仰自由,保护寺庙、宗教经典。红军指战员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努力争取宗教界人士与红军的合作,收到显著成效。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积极组织僧俗救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先后接纳千余名伤病员隐藏在寺内。甘南是回民聚居区,红军专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必须尊重回民习俗和宗教信仰,得到广大回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红军长征胜利后为什么能够很快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汇聚起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强大力量。”

红军长征时期,我们党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调整了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从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充分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上的准备。

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治主张,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

同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战争。只有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发了瓦窑堡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指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资产阶级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国民党统治营垒将进一步分化,英美派买办集团在一定条件下也将被迫参加抗日。因此,他指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同盟者,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不要关门主义,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指导。

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党对统一战线政策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瓦窑堡会议决议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指出人民共和国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与之相适应,党还改变了对富农的政策,对其财产不没收,对其土地除封建剥削的部分都予以保护。特别是党根据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形势下态度的变化,果断公开放弃反蒋口号,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1936年1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谈话,表示倘蒋介石真正抗日,我们当然可以和蒋介石联手,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联合抗日的态度。在国共多次接触基础上,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这是中央第一次发表主张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这些重大政策的调整,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政策保障。

党不仅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而且从多方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先,党中央全面加强了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仅1936年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就多次开会研究统战工作。7月27日在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这样,开展统战工作就成了全党的首要任务。其次,重点开展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威胁,重点开展了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特别是集中开展了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团结争取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行动。对张、杨的工作,还为后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关键条件。再次,全面开展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以及各族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以西北回民工作为例,党中央就花了很大功夫。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表《对回民人民的宣言》,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决定;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等。6月8日,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对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特别规定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团结。为加强对回民等民族工作的领导,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还决定专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党的统战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实践基础。

总之,我们可以从红军长征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得出这样一个历史结论:什么时候重视统一战线,并实行正确的理论和政策,党的事业就发展;什么时候忽视轻视统一战线,或实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作者:陈喜庆,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